对历史的反思:德国与日本的不同态度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是胜利者从历史中汲取力量、明确方向的重要契机,也是失败者从历史中痛定思痛、转向前行的大考之年。70年来,作为侵略战争的主要策源地德国和日本,在对这场战争的认知和态度上却大相径庭,前者以史为耻、切割了断,后者遮遮盖盖、祭祀膜拜,由此导致了两个国家不同的周边关系、国际形象和发展走向。70年过去,历史不能淡忘,罪行不能尘封,教训不能略去。只有正确反思历史,才能掀开新的一页,人类才有美好明天。

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曾经的光荣与辉煌是为之骄傲的历史财富,需要继承;过去的错误和罪责是必须面对的历史事实,应该担当。历史上,德国和日本也有着自己不朽的文明创造,为人类文明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却疯狂发动侵略战争,将无辜民众推入火海之中,生灵涂炭、血流成河,对世界造成巨大灾难,留下了罄竹难书的罪恶史。战争结束后,废墟之上重建的德国和日本,要不要以国家的名义,对纳粹政权和军国主义的历史罪过,担起必需的政治、道义和经济责任,继续追究和法办战犯,持续向战争受害国、受害者谢罪与赔偿,坚定承诺维护世界和平,这是对是否真正与那段丑恶历史诀别的根本检验,是对历史良知是否重建的重大考验。担起这份历史责任,也就意味着民族和国家的重新站立,开始新的历史。

战后德国历届政府都采取对本民族历史负责任的态度,不因纳粹集团的覆灭而放弃承担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后果,以各种形式向战争受害国、受害者表示线年,战后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统阿登纳就明确表态:“纳粹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了滔天罪行,对此我们有义务进行道德和物质的赔偿。”1995年,德国总理科尔说:“凡是德国人,只要站在以色列大屠杀纪念碑或者圣彼得堡公墓前,他就不能说这与他无关。”2013年,德国总理默克尔仍然不忘:“我们对纳粹犯下的罪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对种族大屠杀受害人承担一份永久责任。”在德国,从政府到民间,认同应当承担二战历史责任的正义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德国从未停止对逃匿纳粹战犯的缉拿,从未停止过向战争受害国,向遭受集中营关押和虐杀的犹太人及其家属等战争受害者进行国家赔偿。到21世纪30年代,预定支付的战争赔偿额将达1200亿马克。对历史负责就是对民族负责,担起历史责任正是为了开创未来。

大相径庭的是,日本不承担发动侵略战争对世界、亚洲特别是东亚人民造成极其惨重伤害的历史责任,突出表现在否定侵略战争的性质。1994年,内阁法务大臣永野茂门竟然对记者说:“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而是为日本求生存,解放殖民地区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而认真考虑的产物。战争的目的在当时基本上是可以被允许与正当的。”更为猖獗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首相、大量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每年8月15日这天参拜靖国神社。例如,2013年12月,安倍作为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府一方面寻找各种借口拒绝对“慰安妇”、强掠的劳工、毒气战的受害者等进行任何战争赔偿,另一方面却对参加二战的日本军人及其家属抚恤照顾有加。日本政府承担的如此“历史责任”昭然若揭。日本在认识二战历史问题上几十年徘徊不前,主张彻底反省侵略历史并承担战争罪责的力量始终处于劣势和少数地位。因此,日本一直走不出历史阴影,卸不下历史包袱,更不可能一厢情愿从经济大国变成“政治大国”。

法西斯主义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制造了一起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极大伤害,给战后国际关系造成了严重后遗症。这也为战后这几个国家重新融入世界,与战争受害国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带来很大障碍和困难。要求得他国以及世界的宽恕,达成民族和解,前提就是要承认本国在二战期间犯下的历史罪行,这是担起历史责任的基本要求。历史罪行是国家的历史耻辱,但只有公开认罪服罪,以谢罪换取冰释,以忏悔换取信任,以真诚换取和谐,才能有和平光明的未来。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今年3月初访日时所说:“二战后德国能够幸运地被国际社会再度接受,是因为德国彻底与过去诀别。”走不出这一步,必然作茧自缚,自困于世。

战后70年来,德国历届政府不避讳历史上的罪行,一再向曾遭受纳粹侵略和残害的各国人民谢罪。1970年,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双膝跪下谢罪,世界为之动容。媒体评论道:“德国总理跪下去,德意志民族站起来。”1995年,科尔总理又跪在以色列一座纪念碑前,重申德国的悔罪,后来又倡议成立“赎罪委员会”。1996年,德国政府将每年的1月27日定为纳粹受害者哀悼日。奥斯维辛集中营成为哀悼大屠杀中遇难犹太人的中心地。在德国,任何对德国在二战中的罪行进行歪曲、掩盖或淡化的企图,都会立即遭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反击,并且依法治罪。从重塑民族关系的大局出发,德国在处理二战历史问题时,尊重被害国家和被害民族的民族感情,注意国际舆论的监督,采取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态度,争取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德国重新塑造国际形象,重新融入欧洲和世界,国际关系逐渐修复,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逐步增强,逐步成为欧盟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德国还与其他国家一起举办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活动,向世界传递勿忘历史、珍爱和平的理念。历史表明,悔罪才能和解,和解必须悔罪。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在对待战争罪行上始终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企图将历史罪行轻描淡写、一笔抹过。作为日本“头号战犯”的裕仁天皇,一直到死也没有对日本侵略过的受害国和人民表示谢罪之意。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可是日本右翼势力却极力狡辩,“南京事件的真相还不清楚”,“战争中杀人本来就不算杀人”,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屠杀”改成“杀害”,屠杀的30万人改成“许多”。1995年,日本国会通过的《战后50周年决议》根本不提“谢罪”两字。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政府愚弄民众,掩盖历史真相,美化侵略战争和战犯。首相安倍在美国的演讲中称慰安妇受害者是“人身买卖”,公然掩盖与歪曲历史。日本地方政府甚至着手为二战时臭名昭著的“神风特攻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公开宣传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这些错误言论行径都遭到了中韩等国的强烈驳斥。承认历史罪行有助于化解历史仇恨,改善中日关系,增进民族交往,这是日本政府应该秉持的基本常识。“70年前,日本输掉了战争。70年后,日本不应再输掉良知。”这是我国政府的诚挚劝告。在日本侵略战争失败70周年之际,日本面临重大抉择,必须反省自责、改弦易辙。否则,一意孤行,将与亚洲与世界各国更加疏远。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只有保存为历史记忆,才能成其为教科书。对于在二战中因发动侵略战争而给本国带来灭顶之灾、给世界造就空前悲剧的德国和日本来说,殷鉴不远。时刻牢记历史的惨痛教训,将这种历史记忆长期保存起来和传递下去,才可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年1月27日,国际社会隆重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暨“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德国总理默克尔重申,“当年的记忆要让下一代铭记在心,好让他们避免重蹈覆辙。”

一个民族保存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是面向青年一代的历史教科书。德国教育法规定,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的有关纳粹时期历史的内容,学校教师必须对有关纳粹专制的历史进行深入讲解,特别是要讲解关于集中营和大屠杀的内容。今天在德国的历史教科书中,没有为希特勒侵略罪行翻案的内容,中学生都知道希特勒对世界人民犯有侵略罪行。在直观的历史记忆方面,20世纪60年代起,德国在原集中营或俘虏营旧址建立了60多个纪念纳粹受害者的场馆,成为教育国民的重要场所。为了让世人永远不忘纳粹罪行,真诚地向被纳粹无辜屠杀的600万犹太人谢罪,德国在柏林市中心为被害犹太人建立了一个醒目的永久性纪念物——“大屠杀纪念碑林”,2005年落成。德国还通过艺术形式来保存历史记忆,如在全球引起轰动的《希特勒的最后十二夜》等。这样的民族历史记忆是沉痛的,但却是迷途知返的清醒剂,是循规蹈矩的警钟鸣。历史记忆在时时警醒着这个民族,谁要是还想回到过去,既是丧失智力,也是丢掉良知。

在同样的问题上,日本则是通过不断修改历史教科书,来达到篡改历史事实、制造虚假历史记忆的目的。日本文部省多次大肆篡改历史教科书,招致亚洲各国政府及人民的强烈抗议。2001年,日本政府宣布审查通过了2002年开始使用的中学生历史教科书,书中把侵略我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说成是“日本想在中国大陆建立第一个现代的法治国家,由此满洲国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提高。”南京大屠杀已经进入世界多个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中,成为法西斯主义罪证的有力证明,然而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却对此遮遮掩掩,反复纠缠于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对战争罪责绝口不提。相反,大量粉饰战争罪行的内容充斥日本历史教育之中,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反复强调日本侵略为周边国家带来的所谓“积极地改变”,将盟军对日本法西斯的反攻渲染成日本人民遭受的战争苦难,又先后推出《军阀》《尊严》《山本五十六》和《啊,海军》等许多歌颂战犯和侵略战争的电影和电视片。这样改头换面、偷天换日的历史教育,使许多日本青少年对当年日本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的灾难全然不知或知之甚少,甚至同情双手沾满中国和亚洲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日本政府要想取信于国民、取信于世界,就必须还70年前的历史以本来面目,不然的话,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后患无穷。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对于德国和日本而言,与“沉舟”和“病树”永别,是走出一条远行的路、走向光明的未来的战略抉择。世界都看得很清楚,德国在脱胎换骨、向新向好,而日本却仍在踟蹰不前,甚至执迷不悟。奉劝日本当局,70年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不能不对历史、对世界、对自己有个交代了。(作者:颜晓峰 单位: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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