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九一八事变”十年之后中国才向日本宣战?

80年前的今天——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发表《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对日本正式宣战。而此时,距离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开始的“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了10年;距离中国全面抗战开始的“七七事变”,也已经过去了4年零5个月。日本右翼分子至今仍在鼓噪说,二战期间中日之间没有发生国家之间的“战争”,两国之间属于“武装冲突”,并据此辩称“南京大屠杀”和“重庆大轰炸”并不是“战争行为”!这些日本右翼分子的理由,就是中日两国在1931年至1941年12月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一方正式宣战!这听起来令人感觉难以置信的话,还确有其事。当时的中国政府,一直到1941年12月9日,才对日本正式宣战。

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要等到日本侵华10年之后、中日两国进入战争状态4年多之后,才向日本宣战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80年前的那段历史,搞清中国政府迟迟不向日本宣战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

“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时国民政府制定的基本国策,意在应对国内“三足鼎立”、国际“四向分散”的形势。“安内”是以“剿共”为中心,包括实现内的统一和国民政府的“中央一体化”,以及充实国力,加强战备等内容。“攘外必先安内”是处理内政的基本国策,也是图存御侮的对外策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进攻东北军北大营,夺占沈阳城。面对日军的侵略,东北军少帅张学良根据此前高层明确的“不抵抗”政策,下令“不抵抗”,30万东北军不战而退。至11月,2万日本关东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对此,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蒋介石的绥靖政策招致全国各阶层人士的不满。

内部的反蒋派趁机向蒋介石施压,要求他释放元老胡汉民,并要求蒋介石下野。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竟然宁肯下野,也不改变对日绥靖的政策。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辞去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但他仍暗中掌握实权。接任蒋介石职务的孙科政府无力左右政局,对于日军的步步进逼无可奈何,不得不在第二年1 月25日辞职,孙科内阁仅仅上任了不到两个月时间。

在孙科下台前,蒋介石和政治对手汪精卫就通过秘密会晤,达成了权力分配协议。1932年1月,蒋介石、汪精卫联合复出。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军事;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主持行政和外交。政权从此进入了蒋汪联合执政时期。

蒋介石虽然暂时顶住了政府内部反对势力的压力,但来自外部日本侵略者的压力却丝毫没有减弱。蒋介石复出的时候,日本正在上海挑起事端,也就是“一二八事变”。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增兵时,蒋介石起初主张忍让。但负责京沪卫戍任务的陈铭枢以及粤军第十九路军对日本的侵略予以了坚决抵抗。

淞沪战事扩大后,蒋介石迫于国内舆论压力,不得不积极应对日本侵略,他以中央军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及税警团、教导团为第五军,由张治中指挥,于2月16日加入上海作战;之后又调正在江西围剿红军的第十八军陈诚部入浙。中国军队在江湾一带抵抗日军进攻至3月2日,由于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形成腹背受敌的局面,于是全面从前线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

5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到了6月,蒋介石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为基本国策,而后全力围剿红军和压制内反对派。而日本则利用该政策的对外软弱性制造事端,不断侵占中国的领土。

其实,“攘外必先安内”,并不是蒋介石的发明,它源于“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宋朝宰相赵普给宋太宗赵光义提的建议。古有明训,先谋内部,所之统一,再以举国力量与外敌周旋,说起来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面对日本侵略中国赤裸裸的“司马昭之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当时对中国的损害非常大,可以说直接给日本侵略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读者可能会问:蒋介石为什么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国策呢?其真实动因到底是什么呢?在1934年12月,蒋介石以“徐道邻”为笔名,发表了一篇名为《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的文章,我们可以从这篇文章里找到答案。

文中说:1927年后已开始,日本不应该再害怕中国;日本如果再进一步侵略中国,在中国民族意识高涨的情况下,政权就只能抵抗,而就会乘势而起,日本也会因中国的长期抵抗而耗尽国力,最后的结果是中日两国政权同归于尽;因此中日双方应合作而非为敌。

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在蒋介石的逻辑里,领导的中国将更强大,日本人将更难对付。如果日本人一味与为敌,那么日本人和将同归于尽,所以日本应该与合作。很明显,蒋介石不想跟日本刀兵相见,他希望日本与政府合作。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引起了日本当局的重视,此后中日关系一度有所缓和。但把侵略扩张作为国策的日本,岂能因政府的妥协让步而停止侵略步伐?于是,蒋介石对日本的和解希望就成了“单相思”的一纸炮影。

蒋介石的“安内”,主要包括三层意思:首先是以武力武装,消弭威胁,确立的;其次是驯服党内、国内的反对派,削弱地方实力派,扩展中央统一力量,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再次是安定社会,充实国力,增强抵御外侮的能力。

蒋介石虽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基本国策,但强调“安内”并不等于无条件放弃“攘外”。作为当政者,蒋介石不可能将其决策束缚于一个简单的判断,其“安内”“攘外”是具有弹性的,需要根据形势随时调整“攘外”“安内”的顺序。在日寇进犯的时候,蒋介石就会做出“攘外”的举动;但在“安内”未完成的情况下,蒋介石的“攘外”往往具有妥协性,强调以战促和,争取时间进一步“安内”和建设。

日本在侵略扩张野心驱使下,在上世纪30年代前期,不断侵犯中国,中日之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这几把战火点燃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干柴”,也使民众把怒火指向了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在蒋介石看来,中国和日本国力相差悬殊,日本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完全碾压中国,单凭中国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打败日本。

说起来,在工业化时代,国家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潜力,归根到底是由综合国力、尤其是工业生产能力来决定的。那么,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差距到底有多大呢?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

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军舰52422吨,而这些现代化武器装备,中国都不具备自产能力。

也就是说,当日本已紧跟世界潮流大踏步迈入机械化军事时代之际,中国居然不能生产任何一种拿得出手的主战武器。

所以,无论国家的经济形态、技术形态还是军事形态,已经“脱亚入欧”的日本都遥遥领先中国整整一代。

“七七事变”前夕,中国海军兵力约2.5万人,共有66艘舰艇,分为巡洋舰、轻巡洋舰、运输舰、练习舰、鱼雷艇五类,总吨位57608吨。

日本海军兵力12.7万人,共有舰艇285艘,总吨位超过115万吨。其中作战舰艇约77万吨。包括航母4艘(总吨位近7万吨),水上机母舰2艘(总吨位约3万吨),战列舰9艘(总吨位约27万吨),重型巡洋舰12艘(总吨位近10万吨),轻型巡洋舰21艘(总吨位近11万吨),驱逐舰102艘(总吨位超过12万吨),潜艇59艘(总吨位超过7万吨)。

此外,还有练习舰、潜水母舰、布雷舰(艇)、海防舰、炮舰、水雷舰、扫雷舰数十艘,总吨位约13万吨,以及修理舰、运输舰、练习特务舰、测量舰、布雷艇、猎潜艇等配套舰艇。

当时,日本海军的军事实力处于世界一流水平,而中国海军的军事实力恐怕连三流都排不上。所以当时有人评价说:中国全部海上力量,甚至不如一艘日舰。

蒋介石非常忌惮日本强大的军事实力,多次公开表示中国根本无力与日本抗衡。1934年7月,蒋介石在对庐山军官训练团训话时说:“依现在的情形来看,他只要发一个命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只要你一动的时候,他马上起来包围你,你还不是自己送死吗?所以现在这时候,说是可以和日本正式开战,真是痴人说梦!太不知道自己,太不知道敌人了!”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迟迟不对日本宣战。他所采取的“攘外”策略是“苦撑待变”,也就是坚持抗战,直到国际局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重大变化,借助国际局势的重大转变,以及对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援助,帮助中国战胜日本。所以,蒋介石一直把“攘外”的希望寄托在外部力量的介入上。“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寄希望于国联调停,“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但日本根本不买国联的帐,直接退出了国联。

淞沪会战时,在日军已经形成战役优势的情况下,仍寄希望于“九国公约会议”,迟迟不下撤退命令,结果被日军实施杭州湾登陆,差点被日军全部围歼。在武汉会战期间,希望于苏联参战,武汉会战之后又寄希望于美国参战。就这样,蒋介石一次次的寄希望于外国势力的干预和参战,却又一次次的失望。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一直对日本心存媾和幻想。就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国民政府就派人赴日本大使馆抗议,提出和平解决问题,却遭到日方的断然拒绝。4天后,中国外交部长与日本大使馆参赞举行会谈,但和平提议再次被日方一口回绝,日方傲慢地说:“军刀既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

和平谈判不成,蒋介石既没面子又很恼火。7月16日,蒋介石压着一肚子火气,指示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讨论对日宣战问题。经过对抗战敌我态势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分析,与会人员充分权衡对日宣战可能产生的利弊后达成共识,一致认为:不宣战、不绝交是中国目前对日关系的上策。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恐援华军需物资的海运线被切断。中国的军需物资远远不能自给自足,绝大部分须依靠外国进口。如果中国公开对日绝交宣战,日本就会以交战国的身份通知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和军需原料输入中国,由于日本海军力量远远强于中国海军,控制了制海权,可以切断中国的海上运输线,而中国则没有能力保护从海上输入的援华物资。

二是担心德国军械装备来华受阻。中国在近几年的整军备战中通过德国军事顾问团刚刚整训装备起几个德械师,当时在德国还有大量预订的重要军事装备没有到货。如果宣战,日本就会名正言顺地要求德国取消对华军售,这对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十分不利。

三是无力解决双方的侨民问题。如断交与宣战,中国在日本的侨民将被驱逐或拘捕,而中国目前又无撤侨和护侨的能力,相反日本在华侨民则可迁入英法等国租界继续发挥侵华第五纵队的作用,而中国政府却无法驱逐和干预。

由于顾虑以上诸种不利于宣战的因素,蒋介石在宣战问题上采取了“隐忍不发”的态度。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蒋介石一直在跟日本玩太极推手策略,一边抵抗一边谋求媾和,宣战问题自然就被高高挂起、不予考虑了。

就日本方面来说,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时,日本曾召开御前会议对是否向中国宣战和断交问题进行讨论。但狂妄的日军高层断言“三个月内就可以灭掉中国”,因此毫无宣战的必要。外交大臣也反对宣战,因为按照《海牙公约》的规定,一旦两国宣战就会受到国际制裁,同情中国的国家还会限制对日战略原料的出口,这对资源匮乏的日本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最终,会议形成了“以不宣战为宜”的一致意见。

然而日本“三个月”的野心并未实现,光是淞沪会战就打了差不多三个月。虽然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失败了,但并未像日本人期待的那样投降,恼羞成怒的日本人就宣布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这样,中国连合法政府都没了,日本当然更没必要宣战了。不仅如此,即使后来日本对英美两国宣战,直到日本宣布投降也没有向中国宣战。这是因为,1940年3月,日本扶植的汪精卫政权在南京成立,日本与其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此时日本就更无法向中国宣战了,因为一旦宣战,就意味着重庆的国民政府是合法的,那么汪伪政权又将置于何地呢?

尽管中日两国已经进入了全面战争状态,但彼此互不宣战,这在世界范围里绝对是非常奇葩的现象。就这样,在中日两国进入全面战争状态4年零5个月之后,机会终于在等待中来临了。1941年12月7日,按奈不住扩张野心的日本,偷袭美国瓦胡岛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就此爆发。第二天,美国、英国向日本宣战。

早在“七七事变”之后,尽管中国已经与日本进入了战争状态,但重庆方面一直在摇摆不定。在高层看来,当时世界各大国之间的关系,都很扑朔迷离。在此情况下,如果过早对日宣战,可能站错队伍,树立更强的敌人,结果进入了“斩不断理还乱”的宣战与媾和两难选择的怪圈。

当美英对日宣战之后,一直在等待国际局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重大变化的蒋介石,大喜过望,这时他再也不需要权衡利弊了,决定立即跟随美英对日本宣战。就在“珍珠港事件”的第三天,也就是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发表《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正式向日本宣战,接着又向法西斯轴心国的德国和意大利宣战。

中国对日本宣战,被历史证明是非常正确的选择。首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苏、美、英等世界主要国家迅速结成反法西斯联盟,并于1942年1月1日签订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中国成为领衔签字的四大国之一。从此,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再是孤军奋战。

其次,中国对日本宣战,为中国收复被占领土提供了法理依据。根据国际法规定,“战争使得交战国的条约失效”,所以,1895年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从此时起已经废止,日本对包括台湾、澎湖列岛在内的中国领土的占领已经失去了法律依据。中国政府还郑重声明,中国将“、澎湖、东北四省土地”。

再次,中国对日本宣战,从法理上使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成员国之一,更因此使中国成为战后联合国创始成员国之一和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这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日本十五年侵略战争史(1931-1945)》,江口圭一,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黄道炫,《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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